“我一直确信，如果我们想使社会主义运动恢复生机，就必须得摧毁俄国神话。” ——乔治·奥威尔
本篇文章将阐述工团主义的具体内涵与一战前后国际左翼运动的发展。你将详细了解工团主义的主张与列宁主义给主流社会主义思想带来的惊人变化。
工团主义
本文中的工团主义，指 ”无政府工团主义“，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潮流，但在一些国家，由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主导。
内涵
工团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无政府工团主义推动集体化工会组成的民主联盟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和经济单位。工会平等地属于其所有的工人成员，对他们所组织的工作场所有完全的经济和政治控制，并被中央政府给予很大的自治权。在更大的范围内，各工会选举其成员组成地区和全国工会代表大会，形成中央政府的立法权和行政权。
1906年法国总工会制订的《亚眠宪章》，最典型地表达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理论原则，主张由工会代替政党；把经济总罢工视为最高斗争形式；认为把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转归工会掌握是一切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由工会组织和领导生产，建立各种生产团体的自愿联盟以代替国家。
工团主义的核心便是由工会(生产组织)直接作为政治单位, 因而能直接保障工人掌握权利。这也使得国家管理不再需要冗余的官僚机构，能够极大地遏制官僚主义的成长。
工团主义提倡通过纯粹的工人组织以及罢工来推翻资本主义和国家，以使企业由资本家主导变成由工人主导。工团主义更加强调行动本身。英国工团主义者汤姆·曼恩宣称“工会的目标是发动阶级战争”。这场阶级战争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工资和工时上的让步，更在于发动革命并推翻资本主义。
若对工团主义做一个总结。那可以划归为以下几条。
1. 倾向于联邦主义而不是中央集权。
2. 反对政党。
3. 视总罢工为最高的革命武器。
4. 赞成以 “联邦的、经济的社会组织 “取代国家。
5. 将工会视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构件。
工团主义被列宁主义者认为是一种机会主义。在一战爆发后，许多原本支持无国界的工团主义的人却被爱国主义号召上了战场，第二国际也在这种浪潮中解散。
历史
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俄国革命，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和组织在革命左派扮演着支配性的角色。
兴起与成长
工团主义起源于法国，并从那里传播开来。 然而，在一些国家，某些工团主义的实践和思想早于法国这个名词的提出。
在贝尔特·阿尔特纳看来，欧洲的一些运动甚至在1900年以前就可以称为工团主义。
工团主义者认为自己是第一国际的继承者，第一国际是1864年成立的国际社会主义组织，特别是其由米哈伊尔·巴枯宁领导的反专制派。巴枯宁及其追随者主张总罢工，拒绝选举政治，并预计工人组织将取代国家统治。根据卢西恩·范德瓦特的观点，1870年成立的第一国际的西班牙支部实际上是工团主义者。
1886年5月3日，警察在芝加哥的一次示威中杀死了三名罢工工人。第二天，有人（可能是警察）向人群中投掷了一枚炸弹，七名警察和四名工人被杀。四名无政府主义者最终被处决，因为他们被指控密谋了这起事件。这起被称为“干草市场事件”的事件，使得美国和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劳工组织者，包括工团主义者，重新评估了大罢工的革命意义。
19世纪90年代，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承认暗杀等个人行动已经失败，于是将注意力转向劳工运动。1895年，法国总工会成立，它从一开始就主张总罢工，旨在团结所有工人。1906年，法国总工会通过了《亚眠宪章》，重申总工会独立于政党政治，并确定了团结所有法国工人的目标。
1905年，美国西部矿工联合会、美国劳工联盟以及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工会主义者的广泛联合，在美国成立了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它的根据地主要在美国西部，那里的劳资冲突最激烈，工人因此也最激进。虽然IWW成员坚持认为他们的工会是一种独特的美国劳工组织形式，而不是欧洲工团主义的舶来品，但IWW是广义上的工团主义者。
法国的工团主义和美国的产业工会主义也影响了其他地方工团主义的兴起。 到1914年，秘鲁、巴西、阿根廷、墨西哥、荷兰、德国、瑞典、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都有了工团主义的全国性的劳工联合会，而比利时的工团主义者则正在组建一个联合会。俄国、日本、美国、葡萄牙、挪威、丹麦、匈牙利和英国也有主张工团主义的团体。
一战风云
尽管工团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反对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法国总工会的大多数人和意大利USI的相当一部分人没有这样做。长期以来，法国总工会中一个温和的、改良派的派别，他们占了上风。 它响应法国总统的号召，同意不罢工的承诺，通过仲裁解决劳资纠纷，并积极参加法国的战争。意大利、西班牙的社会主义者反对他们的国家参战，但意大利工团主义组织USI内部的少数人呼吁意大利政府站在协约国一边，他们把意大利参战视为国家独立的完成，亦觉得必须反对社会主义者的中立，因而支持战争。
USI内部的亲战派很快遭到罢免。阿曼多·博尔吉领导的无政府主义派别坚决反对这场战争，认为这场战争与工人的国际主义不相容，并预测这场战争只会为精英和政府服务，但它的反对遭到了政府的镇压。美国的IWW没有发起反战运动，因为它担心如果它这样做，政府会粉碎它，而它希望专注于它的经济斗争。
工团主义者内部的分裂很快导致了国际合作的瓦解，反战派举行的反战大会也遭到西班牙政府禁止，他们几乎没有能力阻止亲战派与一战的爆发。
衰落
对战争的不满凝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中，而革命的起点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 在这场革命中，工团主义者与列宁主义者原先抱有共同的立场，几名工团主义者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工团主义者对临时政府的倒台感到欢欣鼓舞，但他们对新政府的成立感到担忧。但现在，布尔什维克不再依靠他们的帮助来推翻临时政府，他们现在可以无视工团主义者的反对，并在这次大会上以多数票击败了他们。
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工人的控制并不意味着工人在地方上控制工厂，这种控制必须集中起来，并置于更广泛的经济计划之下。工团主义者痛斥布尔什维克政权，称其为国家资本主义。他们谴责国家对工厂的控制，鼓动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力下放和工业的“工团化”。
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镇压了工团主义。从1920年代初开始，大多数国家的工团运动开始衰落，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掌握了主动权。这其中，国家的镇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没有被镇压的运动也逐渐衰落了。
立场
工团主义不像社会主义那样有理论或系统地阐述意识形态。就像前文说的那样，“工团主义更加强调行动本身”。
西班牙CNT的安德鲁·尼恩在1919年宣称：”我是行动和革命的狂热者。我相信行动胜过遥远的意识形态和抽象的问题。”
工团主义者认为，社会分为两大阶级，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他们必须经常处于阶级斗争的状态。
工团主义者同意卡尔·马克思将国家定性为”统治阶级的执行机构”。 他们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秩序决定了它的政治秩序，并认为前者不能通过改变后者而被推翻。尽管如此，一些工团主义的主要人物还是在政党中工作，有些人还参加了竞选。在一些国家，工团主义是由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主导的。
工团主义的概念中，工会发挥着双重作用。它们是资本主义内部为改善工作条件而进行斗争的机关，但它们也要在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中发挥关键作用。维克多·格里菲埃尔在法国总工会大会上说：“在日常的要求中，工团主义寻求协调工人的努力，通过实现直接的改善来增加工人的福利，如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等。但这一任务只是工团主义工作的一个方面，它为彻底解放做准备，而彻底解放只有通过没收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才能实现。”
工会被看作是新社会的胚胎，同时也是旧社会中的斗争手段。工团主义者普遍认为，在一个自由社会中，生产将由工人管理，国家机器将被取代。国家机器将被工人组织的统治所取代。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将在经济领域以及私人和社会生活中获得解放。
与马克思主义者类似，工团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反对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海伍德认为，”做国家的叛徒比做阶级的叛徒好”。法国工团主义者认为军队是资本主义秩序的主要维护者。1901年，法国总工会出版了一本鼓励士兵当逃兵的手册。同样，1911年，英国工团主义者分发了一封 《致英国士兵的公开信》，恳求他们不要向罢工工人开枪，而要加入工人阶级的反资本斗争。工团主义者认为，爱国主义是通过分散工人对其真正的阶级利益的注意力，使他们融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手段。1908年，法国总工会的代表大会引用了第一国际的口号，宣称 “工人没有祖国”。
一战前后的左翼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被认为是国际左翼运动的分水岭，社会主义运动在这期间有了惊人的发展与变化，列宁主义者完成了实践，并极大地干预了国际左翼运动，威权社会主义也在这之后成为主流。
一战中与一战前
尽管法国总工会的政策动摇了部分工团主义者，其他国家的工团组织几乎一致反对战争。中立的西班牙的CNT的何塞·内格雷宣称：”让德国赢，让法国赢，对工人来说都一样”。CNT坚持认为，在帝国主义冲突中，工团主义者不能支持任何一方。荷兰《劳工报》批评民族主义，因为“它体现在国家中，是对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阶级对立的否认”。
随着战争的进展，国内生活条件的恶化和前线伤亡人数的增加，使人们的不满情绪侵蚀了战争爆发所激发的热情和爱国主义。物价上涨,粮食匮乏,越来越明显的是,战争的时间不会很短。以德国为例，1916年夏天，由于粮食短缺，一些城市发生了示威和暴动。与此同时，反战示威活动也开始了。从1916年或1917年左右开始，欧洲各地的罢工增多，士兵开始哗变。工人们开始不信任鼓吹参战的社会主义领导人。
与西欧不同的是，俄国革命的领导人更倾向于激进的政治革命。
19世纪90年代，俄国资本主义进入了繁荣期，很快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制度。随之而来的是工人阶级的迅速成长，以及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
1905年，俄国爆发了革命。沙皇的反应却是血腥镇压，招致公众强烈的愤怒。一连串的暗杀活动、起义事件和大规模罢工此起彼伏。这一时期前后，列宁提出了一整套组织计划和基本的政治主张，列宁承认，无产阶级不可能跳过资产阶级革命阶段而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却可以由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行使革命的领导权，以便在民主革命后尽快开展下一步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主义及其先锋队理论
列宁主张建立由先锋队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从而拉开建立共产主义的政治序幕。列宁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需要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是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主义与其他流派最大的特点便是先锋队理论，“民主集中制”和帝国主义论。列宁认为“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理论有所不同的是，列宁认为即使是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直接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
罗莎·卢森堡认为列宁受到了布朗基主义的影响。布朗基主义带有鲜明的威权主义色彩，其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应由相对少数的高度组织化和秘密的密谋者施行。在夺取政权后，革命者应利用国家的力量来推行社会主义。
这与列宁的先锋队理论极其相似。先锋队理论与马克思的观点不同，它认为革命不能也不应由无产阶级自发发起，而必须由“先锋队政党”领导的工人和农民发起。“先锋队政党”应由类似列宁那样的激进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英群体构成。所组建的共产党应严格保密，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负责教育并引导群众。
列宁认为这一做法是必须的，原因是群众受到虚假意识的影响，无法认清自己的真实利益所在，因此不能相信群众有能力统治自己。民主只能在党内实行，且应受民主集中制的制约，即允许在决定某一问题时就党的路线展开充分而活跃的辩论，随后党的中央领导层会结束辩论并要求党员执行党的路线。为了指导群众革命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工人国家，必须有严格的纪律。即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是共产党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而实行的专政。
俄国革命
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个派别。
孟什维克由马尔托夫领导，主张信任群众行动的自发性，涵盖所有无产阶级民众的所有行动。马尔托夫反对列宁的观点，坚持以第二国际为建党模式，主张把一切愿意入党的人全部吸收进来，并认为党员并不需要高度集中化组织化，只需“经常亲自协助党”即可。
布尔什维克派的领袖人物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工党应该建立一个以少数“职业革命家”为核心、多数党员对其绝对服从的组织模式，即民主集中制。认为党员应严密组织化，人数应受到限制，“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才可以作为党员”。认为普通的支持者必须排除于党外。
前文的1905年革命中，布尔什维克仅扮演着次要角色。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少数，直到1917年9月十月革命大规模清洗多数派孟什维克后才重新成为多数。
二月革命后，列宁返回俄国，并在布尔什维克会议上演讲，严厉批评计划与孟什维克，并公开发表自己撰写的著名报告《四月提纲》。他公开谴责支持临时政府的孟什维克、及在具影响力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占首要地位的社会革命党，批评两者背叛社会主义。提倡立即与德国和奥匈帝国恢复和平状态、交由苏维埃统治、工业和银行国有化、及国家收归土地，借此建立无产阶级政府和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11月，十月革命爆发。革命建立布尔什维克派领导的苏俄政府。最初这场革命未能得到首都彼得格勒以外地区的广泛承认。以旧贵族和资本家为主的保皇党再次开始支持尼古拉二世复辟，自由主义者虽反对复辟帝制，但各反布尔什维克势力暂时联合，组成白军与苏维埃政权对抗，俄国内战随即爆发。
1917年12月20日，苏俄政府建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旨在以恐怖手段消灭国内的“反革命势力”。1918年1月15日，苏俄政府颁布了建立脱离军队国家化、完全由布党领导的红军的法令。托洛茨基曾直言不讳的说：“红军的组织原则与皇帝军队的组织原则是非常相似的”。
反对列宁的论战
列宁的政治理念引发了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反对。罗莎·卢森堡对于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和先锋党内在矛盾的思考最为详尽。
罗莎·卢森堡是西欧颇具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18年，当世界沉醉于俄国革命胜利时，罗莎·卢森堡便写出了《论俄国革命》这本小册子。
1917年11月 布尔什维克在取得政权后马上解散立宪会议。卢森堡对此非常不满，她质问：“列宁和他的同志们直到十月胜利以前都激烈地要求召开立宪会议，正是克伦斯基政府在这件事上的拖延政策成为布尔什维克谴责那一政府的一个理由，为他们进行激烈攻击提供了口实。”但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解散这个立宪会议”，“有什么理由能使他们决定采取这样令人迷惑不解的转变呢？”
列宁主义者认为“任何由普遍的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议机构在一切革命期间都是无效的”。托洛茨基如是说：“由于为争取政府权力进行了公开和直接的斗争，工人群众在极短的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政治经验，迅速地从本身发展的一个阶段提高到另一个阶段。国家愈大，它的技术设备愈不完善，民主机构的笨重的机制就愈不适应这一发展。”
卢森堡对于“一般的民主机构的机制”这种说法非常的不满。她认为，“针对这种说法首先需要强调，这种对代议机构的评价表现出一种多少有些公式化的、僵硬的观点，一切革命时代的历史经验恰恰是与这种观点明显矛盾的。人民情绪的活的流体始终包围着代议机构，渗透它们，指引它们。否则我们怎么有可能在每一个资产阶级议会里都有时看到‘人民代表’非常有趣的疯癫行径呢？他们突然受到一种“新的精神”的鼓舞，唱出了完全出人意料的调子。”
”群众的情绪和政治成熟性对当选的机构施加的这种始终生机勃勃的影响难道恰恰会在一次革命中，由于党派标志和竞选名单仍是僵死的老一套就失去了效力吗？恰恰相反！恰恰是革命通过它的火热激情创造了稀薄的、振动着的、敏感的政治空气。在这种空气中，人民情绪的波浪、人民生活的脉搏立刻就以极其奇妙的方式对代议机构发生作用。“
她义愤填膺地说，这一切都表明“民主机构的笨重的机制”这个说法不成立。“有一个有力的纠正者——这正是生机勃勃的群众运动，是它的不断施加的压力。机构愈民主，群众政治生活的脉搏愈活跃愈有力，影响就愈是直接和密切。”卢森堡指出，“当然，任何民主机构都有它的局限性和缺陷，这恐怕是人类设立的一切机构都有的。只不过托洛茨基和列宁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却比这一办法应当制止的坏事更坏，因为它堵塞了唯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一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这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
卢森堡进一步批评，“问题并不仅限于立宪会议和选举权”，布尔什维克还“取消健康的公共生活和工人群众政治积极性的一个最重要的民主保证：取消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的权利，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反对者都被剥夺了这些自由和权利。”卢森堡写道：“列宁说：资产阶级国家是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工具。它在某种程度上说只不过是颠倒过来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一简单化了的观点忽略了最本质的东西：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不需要对全体人民群众进行政治训练和教育，无论如何不会超过某种有限的程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来说，这种训练和教育却是生存的要素，是空气，没有它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存在。”
卢森堡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旦，“自由受到了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
“如果这一切都取消了，现实中还剩下什么呢？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
“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
“她对无产阶级专政提出铿锵有力的解析：“是啊：专政！但这一专政是在于运用民主的方式，而不是在于取消民主，是在于有力地、坚决地侵犯资产阶级社会的既得权利和经济关系，没有这种侵犯，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实现。但是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处处来自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
国际组织分道扬镳
1910年左右，第二国际内部就已经形成了左、中、右三派，其中左派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中派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而右派则走向了改良主义。
1912年，在社会党国际局成员中，中派和右派代表已经占据了压倒性多数。一战爆发后，大多数社会主义党的领袖公开违背此前通过的《巴塞尔宣言》，纷纷站到了本国政府一边，支持“保卫祖国”的战争。在现实面前，民族主义战胜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第二国际内部，具有重要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了这场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重大叛变的领头羊。
1919年2月，右派在伯尔尼召开了社会党国际代表会议，并且宣告之前已形同解散的第二国际的复活，又称伯尔尼国际。同年3月，各国共产党组织在莫斯科宣布建立第三国际，亦称共产国际。1921年，中派在维也纳成立了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别称维也纳国际。至此，第二国际在组织上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
结语
这篇文章结束了，但这并不是全部。在下篇文章中，我们将会了解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斯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理解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与不断革命论，具体解释威权社会主义掌握主动权后，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时间线将延伸至二战全面爆发前。